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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4月「左翼星期四」紀錄：反自由市場的地產財閥

4月15日「左翼星期四」的題目是「反自由市場的地產財閥」，由雷永錫（在職社會學人/生）及易汶健（中文大學社會學系研究生）擔任講者，介紹Alice Poon在 2006年出版的《 Land and the Ruling Class in Hong Kong》一書。相信是因為樓價飈升成為熱話的關係，大約四十名聽眾到來，擠滿了序言書室。

內容介紹

本書作者為地產商服務了二十年，其中八年是郭德勝的私人助理，之後九年在「嘉理」建設任規劃及發展經理，現時移民到加拿大。雖然作者的政治立場是自由主義，但她指出了財團壟斷地產的禍害。作者認為，地產市場欠缺自由競爭，除了令市民住屋困難外，財團壟斷亦由土地伸延至其他領域。土地的價格過高，其他企業難以發展，地產財團便伸手至各行業，造成進一步的經濟壟斷，社會各界無法通過公平競爭以增加社會生產力及進行階級流動。地產財團擁有過份的優勢，並通過世襲承傳下去，繼續破壞整體香港發展。

作者指出，因為土地的特性，地產業競爭的局面並不會自然地出現。土地價值受其地利位置、肥沃度或人口分佈等多種原因影響，所以土地必須由政府壟斷供應。而政府應主動提供有利競爭的地產市場形態，令市場能夠通過價格、生產力等經濟因素作出合理調整。作者從各大地產商的發展史分析，香港政府不單沒有擔任這個角色，而且保障了大地產財團的利益，阻礙香港自由市場的發展。

作者在書中詳述了香港各大地產商家族的發展歷程，包括：長江李氏、恆基李氏、新鴻基郭氏、新世界鄭氏、九倉包氏和嘉道理家族等。從中可見大地產商、銀行和政府共同製造土地壟斷和高地價的局面。而香港大部份業主也投入了地產商業活動，成為了共謀。

很多人將樓市爆破的原因歸究於「八萬五」政策，但作者認為，經濟衰退、聯繫匯率令資產減值、樓宇供過於求等才是真正的原因。政府隨後推出的救市九招是為了鞏固大地產商的利益，而非為了拯救中產階級。

作者還揭露了大地產商如何勾結政府以掠取土地。香港政府推出土地，雖是公開拍賣競投，但掌握土地儲備的政府卻透過市建局和港鐵跟大地產商商討，過程並不透明。結果推出來拍賣的土地的面積和價錢都異常巨大，最後只能為財雄勢大的大地產商所投得。地產商的另一個手段就是買入低價農地，然後待政府推出規劃大綱時，就向城規會申請改變土地用途為住宅或商業用地。還有，大地產商在七、八十年代囤積了很多小業主的換地權益書，後來政府改變政策，在很多新界土地投標或拍賣中，均指明只容許持有換地權益書的人士參與拍賣，讓大地產商所收集的換地權益書大派用場。

作者說，在上述過程中，財政不夠充裕的小型地產商根本沒有條件跟大地產商競爭，它們的利益被犧牲掉了。小型地產商們參與投標時被迫買貴地。金融風暴後，政府停止賣地，又令他們不能公開投地，缺乏資金周轉，甚至無力償還債務而倒閉。而大地產商則在政府照顧下安然渡過金融風暴。

大地產財團亦涉足了其他行業，包括電力、煤氣、公共巴士、超級市場等。而這些行業也受到政府特別照顧，如保證電力收入的「利潤管制協議」。而大地產財團的唯我獨大的壟斷作風，也在其發展的業務中表露無遺，如百佳超市壟斷貨源及商場用地，趕絕競爭者。

大地產財團與政府關係到底如何，足以進行如此緊密的勾結呢？作指出，各大地產財團均派員加入各法定組織和諮詢架構，佔位置的人數不多，但席位重要。而大地產財團亦會聘用前政府高官，以對現任官員發揮影響力。

最後，作者認為，香港應實行社會保障政策，包括興建居屋、訂立最低工資等，才能令民生得到保障。而香港的一個關鍵問題，就是地產商造成土地價格太高，窒礙百業發展，唯有地產市場有真正競爭，其他行業才能搞活。

討論摘要

相信自由主義，從事了多年地產業務的作者得出了如此的結論，可知大財團壟斷了地產市場的影響是何等嚴重！這引起了「左翼星期四」一眾參加者的討論。

有參加者對於作者稱大部份業主跟大地產商「共謀」十分感慨，的確是有很多人參與炒樓，樓價才會貴起來，並認為房屋不應是被炒賣的商品，而是作為居住之用。現時偏高的樓價必需下調。

參加者對於大地產財團染指各行各業感受很深，談到領匯從加租以至商場設計方式，都有利財團旗下的商店進駐，而街巿商販則被大型超市打擊。大地產財團的商場可以提供免租期，容易留住租戶，搞旺整體生意，小商場則要跟租戶計較，談租務條件，大地產財團的競爭優勢可想而知。大地產財團已介入了市民的生活各方面，正在把市民的金錢輸送到其口袋中。

政府向地產業利益的傾斜，也產生很多負面的影響。有參加者指出，西九文娛區及數碼港都是地處一隅，毗連地方不利從業人員居住和逗留，財團只視之為地產項目。政府說要活化工廈發展各行各業，卻對小商戶發展不利，因為首先被「活化」起來的，就是工廈的租金。

有參加者提出，地產財團的壟斷局限了城市的發展和規劃模式：商業旺區的樓宇必定是越來越高，街道沒有陽光入射角，而私人住宅樓宇面積往往被大窗台佔位。樓宇被設計得越來越高，但實用面積不一定很大，因為隨樓高而增加的升降機一定佔了位置，使用者也可能在乘搭升降機的過程中花費不少時間。財團的壟斷已令城市發展定型，限制樓高，城市多核心分散的規劃模式幾近不可能。

有很多參加者對於大財團與政府勾結的手段很感興趣，很想了解詳情。有參加者更明言，若不知箇中情況，就不利組織反抗行動。雷永錫及易汶健兩位講者坦言，若不是Alice Poon寫了這本書，大家根本不知道官商間原來有這樣的勾結方式。兩位講者說，官商勾結是不透明的，如何勾結，有多少人從中得益，是沒有人會公開資訊的，在資料不足的情況下，只好把手上的資料抽絲剝繭，盡力披露內幕。

有參加者對此深表認同，表示城規會為地產商所操控，想得到城規會的會議紀錄並不容易，有部份會議內容，更是沒有被正式紀錄，可見香港的資訊自由實在不足，市民的知情權未得到充分保障，一些機構的保密條款應要刪除。

再談民主選舉：尋找左翼的立場和策略

作者：陳敬慈（左翼21成員）

編按：本文寫於〈打倒特權階級、破除經濟迷思、建構民主運動未來 ──大專2012參與五區變相公投運動宣言〉發佈前。

2003年和2004年兩次7月1日的大動員，對香港的政治光譜留下了什麼？歷史是不隔離的，今天青年運動的活躍，從那裏走過來。公民黨和社民連這兩個政黨的出現，同樣是大遊行前後，人們對原有政治厭倦的結果。他們爭當民主運動的先鋒，透過選舉動員和媒體站鞏固其形象，也並非從今年的總辭和「公投」開始。

例如說，2007年的特首選舉，公民黨就高調參與了。梁家傑在「美式」選舉辯論

說：「我會輸但香港會贏」。泛民主派的動員，為梁及其政黨提供了一場參與選舉工程的良好訓練機會，進一步地奠定了其在香港民主運動中的領導地位。所以，他沒有輸。同樣策略，2007年當其他民主派支持陳方安生參與立法會補選時，社民連派出自己的代表勞永樂，儘管實力懸殊，高姿態和陳「初選」，贏得了一些掌聲。

我們如何理解這些現象? 在這些精英主導的高姿態媒體戰和選舉動員中，在簡單的支持和反對中間，我們是否應該擁有不同的策略？ 回答這個問題時，實質上我們也在尋找左翼在民主運動中的立場和策略。

民主選舉對工人階級的意義

1998年至2004年的經濟危機和後九七的政治管治危機，為政治和經濟鬥爭創造了新的條件（註一）。政治鬥爭在2003和2004年的七一大遊行中達到高潮，人們的民主訴求前所未有的高漲；經濟鬥爭令工會在這段時間（特別是在經濟開始惡化的1998年和經濟開始反彈的2005年前後）大幅度增加了，動員能力也有所提高。這兩者都是民主運動和勞工運動進一步推進的基礎。前者（政治鬥爭）的成果在2004年立法會選舉前後主要投射為精英民主派的冒起；後者直接促成了正在進行中的勞工立法運動（例如最低工資）。

精英民主派的冒起，和香港工人自我組織和政治意識的薄弱，香港社會根深蒂固的自由主義信念，以及全球性（進步）意識形態的危機都有關係。長遠而言，工人階級要發揮政治上的影響力，需要外在因素（例如：政治經濟和其他地區社會運動的）狀況和內部因素（長時間組織和思想上的醞釀準備）相結合。有幾個困擾左翼民主運動的問題，我們無法迴避。首先就是民主選舉對工人階級的意義在哪里？

英國作為第一個資本主義和工業化的國家，其歷史往往被當作典範和比較的座標。我們的討論也從這裡開始。英國的工人爭取改善勞動條件、工會組織權和議會的選舉權是同步進行的。在18世紀後期，已經出現不少工人的集體罷工和結社活動，於是1779/1800年政府立法將工人的一切聯結非法化。經過幾十年的鬥爭，1824至1825年工會組織權被有限度承認﹐1832年下議院的選舉權擴展到工業資本家，工人卻被出賣了。1834到1850年這段時間，工人的鬥爭一方面是要求政治選舉權利的憲章運動，並誕生了歷史上第一個工人階級政黨；另一方面是要求規管工時﹑改善勞動條件和貧窮救援的立法運動，1842年的大罷工因工資問題而起，最後目的卻是選舉權。在1850年代後，英國經濟進入維多利亞繁榮時期，工人及其組織開始分化，運動也進入低谷。一直到1867年﹐選舉權擴展至有良好收入的城市男性工人，主流政黨才向工會的訴求低頭。1871年全國總工會(TUC)成立了國會委員會，就勞工政策向政黨施壓。其後主要6條提高工會地位和工人勞動條件的法律相繼通過，包括1874年的<<工廠條例>>規定每天10小時的工時限制，但工會仍然要求8小時工作制。

但是，這類壓力團體式的功能顯然是不足夠的。那就產生了工會和工人代表直接參政和成立工人政黨的嘗試。在英國﹐工會先是和在當時代表中產階級階級利益的自由黨合作，稱為「自由工人主義」（lib-labism），在特定選區支持工人代表參選國會。可是，能成功當選的勞工代表寥寥無幾。1880年代過後，英國經濟的繁榮期過去了﹐工人組織化和激進化進一步新的階段。大量非技術、半技術勞工加入工會﹐促成了新工會主義。女性的工會參與率大幅度增加，並成立了婦女工會聯盟　（Women’s Trade union League），和爭取普選權的婦女社會政治聯盟（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社會主義、激進工團主義、改良的費邊主義等政治思潮與勞工運動一起成長。工人政黨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成立和壯大。由工運活躍份子和社會主義者個人組成的獨立工人黨無法取得主流工會的支持，沒有發揮大的影響力，最後消失了。在19世紀末期，資方和政府對工會展開了新一輪的攻擊。為了自我利益的防衛，工會確認了獨立參政的必要性，1900年與費邊社和社會主義組織（包括獨立工人黨）合作成立工人代表委員會（Labour Representation Committee），後改組為工黨。但很長的歷史事情，會是工黨的主要資助者，財政和人事上直接影響工黨。工會直接推動成立的工黨﹐在二戰後首次以大多數黨身份執政（1910年代曾兩次短暫以少數黨身份執政），推動了福利國家的誕生，一直到1970年代末的戴卓爾時期（註二）。

後起資本主義國家的歷史和英國的經驗有很大差距，但也有相同之處。當工人擁有選舉權時，就擁有了政治上的新武器，政黨就必然不能完全不理會工人組織的勞工立法訴求。但是，沒有代表工人利益的政黨，工人能取得的利益都是有限的。

工人政黨為何會右傾﹖

以上對英國勞工運動歷史的一點簡單回顧，幫助我們肯定民主選舉的意義：在於透過向政府施壓而取得較好的勞動保障和權利；在於透過組織工人政黨在特定的歷史時空下爭取執政而改善工人處境。但是，我們看到英國工黨在1997年重新執政以來一面倒地執行新自由主義的路線。當然不是說和工會關係密切的「工人政黨」和保守政黨完全沒有分別，工會在工黨內的進步力量在政策上還是可以發揮一定的影響。問題是，議會民主的局限是淺而易見的。工人政黨執政的國家是如此，工人政黨不存在或者能力薄弱的國家就更加明顯。

我們不能簡單地總結為政治的無能和政治人物的骯髒。我們必須從經濟環境、政治傳統和組織模式這幾方面去思考政治運動出現了什麼困難和問題。

首先，處在全球資本主義核心位置的先進國家，比起後起的、較為落後的國家 (部份能源豐富的國家或有程度上的不同)更有條件落實改善工人生活處境的改良措施。這解釋了南歐和南美多個在1970年代落實民主化的國家，儘管工人在民主化過程中的角色並不弱於19世紀後期和20世紀初的西歐國家，工人在民主化之後的條件改善卻沒有後者那麼明顯（註三）。這一分析的第二含義，就是在一個國家之內，在經濟高增長的年代，比起經濟衰退的年代，社會民主政策較有條件落實。資本主義的體系仍以歐美和日本為核心。在這些地區，1970年代中以來的經濟衰退在整體上仍未扭轉，2008年以來更惡化了。但是經濟因素只是提供了一些限制和可能性，卻絕非決定問題的唯一因素。

第二，同等經濟發展狀況的國家，由於不同的政治傳統和鬥爭策略，也可能產生不同的利益分配和勞工、福利政策。例如法國勞工的保障就遠遠比起英國的好，歐洲整體上又比美國好得多。不是法國政府沒有效法英美的傾向，只是面對來自工人和學生的抗議而放棄或放緩了政策。法國的工人和學生比起英國來，較有動員、政治罷工和直接行動的傳統。雖然其組織率十分低，卻足以在重要時間發揮作用。美國的人均GDP遠高於英國，但最近美國人民數百年來才首次有一個在歐洲的標準來說肢離破碎的全民醫療保險，還差點無法在民選的議會通過。這同美國的傳統中，比起歐洲缺乏左翼政黨和政治型的工會有關。簡單來說，民主政黨或者民主運動，必須和勞工運動和左翼綱領相結合，才能真正為工人階級帶來長遠利益。

其次，是組織化的勞工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影響和左右左翼政黨的政策和政治領袖的個人傾向。在英國，工會在工黨內越來越被邊緣化。貝理雅之後的新工黨由中產社會精英，而不是工人組織及其代表控制，是工黨右傾的主要原因。但問題是，一個民主的組織，為何基層的黨員和工會會員無法對政治領袖產生監督？為何不能推選出代表基層利益的政治代表?現時的代議制在國家層面和在組織層面的局限，其根源是一致的，是民主的形式出現了問題，不是民主觀念本身（註四）。這個問題的複雜性不是輕易可以得到解決。不過，我們在女性主義者那裡得到一些啟示。

勞工代表為何會被邊緣化﹖

英國工黨內部有進步人士，卻無法進入權力核心，逐漸被邊緣化。我們可以用文化和政治角度去解釋這些困難。

英國女性主義社會學家Liddle和Michielsens的一項研究和應法國社會學家PierreBourdieu的觀點，指出中產階級男性白種精英的習性（habitus），令其在議會政治的場域 （field）中取得優勢。中產的生活習慣、順利的成長歷程、良好的教育背景和語言能力、精英大學的校友網絡都是他們的經濟、政治和文化資本，令他們產生一種參與政治的權利感（senseofrights）。但更重要的是，社會主流也認同這類人較能擔任領袖﹐家庭和教育背景賦予了他們符號資本(symbolic capital)。以上兩位社會學家研究保守黨的一位工人階級背景議員，並將他和傳統的主流議員相比較（註五）。前者是保守黨內的極少數，不但無法進入黨內核心，還要收到黨內其他議員的取笑。能成為議員，他比其他人付出了更多的努力和嘗試，包括三次到無法贏的選區去鍛煉自己。但是即使在這樣的不利環境中，仍然存在著一些可能的空間。這位議員將自己工人階級身份（以及種族、性別和性傾向主流優勢）轉為有利的條件，在自己成長的選區中贏得了選舉﹐並連任三次。Liddle和Michielsens指出，要改變女性、工人或者少數族裔出身的人士在政治上缺席，加強培訓有幫助和必要，設定最低名額更好。但這都不足夠。因為問題的根源是社會資本的分配不均衡。因此，只有透過改變教育、僱傭和文化制度(例如傳媒)，才能改變習性和場域；只有越來越多的非傳統候選人挑戰社會資本的分配模式，選區內的人民形成有意識的集體展現政治權力，才能改變符號價值(symbolic value)的賦予。

Liddle和Michiesens認為改變習性和場域和改革選舉和政黨內的制度同樣重要。我們可以將她們的總結建議理解為一場民主的鬥爭，涉及文化、經濟、政治和組織內部等不同層面。

左翼的目標和實踐

從以上的討論中，我們可以總結出民主制度要長遠保障工人利益的一些條件。例如，要突破資本主義在時間和空間上的不均衡發展，要堅持群眾的動員和直接行動影響經濟和政治，要堅持不同領域的民主鬥爭。換句話說，我們要將民主運動的內涵擴展到政治、經濟、組織和生活的不同領域。

民主運動首先要重建民主、開放和平等的群眾組織，並追求一個民主和協作的經濟和社會體系，在此基礎上，才有真正的政治民主。這裡所說的民主，是對另一種世界秩序的想像和追求。今天處以弱勢的勞動者，應該透過自身的力量，爭取世界的管理權，建立一套可以透過民主解決生產、分配和消費問題的新秩序。這一「遠大」目標的確定﹐無礙我們從事瑣碎的具體鬥爭，但卻可以為我們提供一大座標，避免迷失。在這過程中，左翼活躍份子，應該和可以扮演什麼角色？

不少非政府組織和網絡在很多社會議題和事件上，透過群眾教育、動員和行動，透過向政黨、政府和國際機構的施壓和遊說，補充了很多傳統工會和政治組織的不足（我們尚且稱之為新社會運動，儘管這一觀念有點含糊）。由於一般參與者都是青年或者教育程度較高者，在傳媒策略上和在引起社會關注上，比起工會和政治組織來要靈活和精巧得多（這是就一般而言，香港或有不同）。但是，它們也存在著弱點，就是不穩定性和單一議題的傾向。不穩定是因為它們往往沒有穩定的會員基礎和獨立的財政來源。單一議題的缺點是缺乏社會改革的全盤思考。單一議題有時也帶來好處，因為有目標清晰的訴求，例如爭取最低工資的運動。問題是，人們成長、工作和生活經驗是一個整體和過程。性別、環境、消費、房屋、勞動、退休、民主、和平、人權等等不同方面都僅僅是其中的一部分。假若我們相信參與和行動會帶來改變的話，那麼我們可能要同時參與數以十計（或者更多）的單一關注社會運動組織，才能爭取到一個理想的生活和工作環境。但我們的個人資源有限，所以我們要重建的民主運動是一個沒有分隔的民主正義運動。社會運動對單一事件的回應有兩個作用，其一是即時性的，例如最低工資運動就是要求立法；其二是累積性的，在最低工資運動中自我鍛煉，壯大群眾組織。這個逐漸壯大的群眾組織同時可以在其他一切進步運動中發揮作用，而最後的目標是一個民主的世界。

回到2010：邁向新的一步

在這樣的理解之下，在反高鐵運動的高潮過後，我們認為左翼活躍分子不應該停下來，應該繼續介入其他社會和政治問題的討論，我們要繼續關心和參與政制、工資、房屋等等的社會問題，所以我們推動成立「左翼21」這樣左翼活躍分子的網絡。我們肯定穩定的群眾組織的重要性和核心性並非新社會運動可以取代的。但我們也關心群眾組織是否能實現民主、等和多元的問題。

從2004年開始，一些堅持左翼勞工立場的朋友，對「公社」兩黨出現的效益和現象有焦慮。朋友的擔心在於幾點：其一，兩黨都是高度依賴精英化個人領袖的政黨；第二，兩政黨都沒有和勞工運動和社會運動有廣泛的結合；第三，公民黨是支持經濟自由化政策的。回到今天，和2004年或者2007年相比，我們的世界和社會又確實是一些不一樣了。2008年開始的世界經濟危機以不同的形式激化了世界各地的階級矛盾。在勞工組織化程度高的歐洲，以工會組織的罷工的形式出現；在政治一向保守和右傾的美國，以支持和反對醫療改革的形式出現；在香港，我們看到了民主運動和反高鐵運動中年青一代的意識和政治參與熱誠都有提升。

當兩黨還是用他們慣用的策略和手法，去「帶領」我們爭取民主時，就再次迫使我們去回應，我們要如何看待這場「公投」？我個人並不會將這類選舉說成公投，雖然在運動策略上我也不會反對他們這樣說。因為這是一場選舉，沒有半點公投的科學性和嚴謹性。但即使是一場選舉，只要候選人的政黨背景和政綱值得支持，我們當然也要大力支持。但是，這不是盲目的支持，而是批判的支持。

不管是「公社」兩黨還是「大專2012」，都沒有一份爭取勞工權益和爭取社會財富合理分配的政綱。這和我們要去推動和倡議和勞工運動相結合的，爭取政治、經濟和文化全面民主（而不僅僅是資本主義代議政制）的政黨和選舉運動，有很遠的距離。不管是立場上的支持還是態度上的批評，在參與的過程我們都需要堅持另外一個座標，那就是要在參與的過程中，去磨練堅持工人階級立場的左翼活躍分子，這是累積左翼政治力量和想像左翼群眾組織的重要一步。

註一：1998的亞洲金融風暴，在受衝擊最大的韓國、印尼和泰國等國家都導致了民主運動和勞工運動的重振。唯其成果局限於不同國家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的位置，香港的情況或也可在這一架構下思考。經濟危機和階級鬥爭的理論分析和歷史回顧，參考 Clarke S (2001) ‘The Globalisation of Capital， Crisis and Class Struggle’， Capital And Class， 75 93 – 101 (0309-8168)

註二：英國全國總工會的網頁提供歷史簡介http://www.unionhistory.info/

註三：此觀點見Collier， R. B. (1999) Paths toward democracy : the working class and elites in Western Europe and South America / Ruth Berins Collier. Cambridge， U.K.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註四：此觀﹐以及對於1970年代後的政治經濟危機、勞工運動為何不能成功反擊的分析，可參考Clarke S. (1988) Keynesianism， Monetar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State ， London and Vermont: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註五：文章見 Liddle， J and Michielsens， E (2007) ”NQOC’: Social identity and Representation in British Politic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9 (1369-1481)； 同研究項目，另一性別與議會政治的分析見Liddle，Joanna and Michielsens， Elisabeth (2000) ‘Gender， Clas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Britain: narratives of entitlement’， in Rai, Shirin (e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Gender and Democratisation Basingstoke: Macmillan.

左 翼21主辦：「以階級視野看政制發展與民主運動」討論會

覃俊基：五區公投：從左翼的觀點看

前言

在傳統的左翼論述之中，對政治制度的分析可謂相對貧乏。從 理論的向度來說，基於傳統馬克思主義對經濟分析的重視， 以及種種意識形態從屬於生產力／生產關係的說法，大部份 的社會分析均著眼於既有資本主義制度中的壓迫，嘗試批判或推 翻既有的生產關係，而非政治制度的變革。

當然，即使生產關係在正統馬克思主義之中佔有最重要的位置， 任何人也難以忽略政治的力量。相對於所謂的「資產階級 民主」，列寧也有提出過大家耳熟能詳的「無產階級專政」 的說法，但自蘇聯解體以後，民主政體基本上已成為實在的 普世標準。現存的左翼分析，少提長遠的政治變革，大多是 在代議民主的框架內去想像怎樣改變。左翼的政治分析，多遊走 在民間團體、工會、工人政黨三者的互動之間。

在這樣的情況下，不難想像既有的左翼政治分析難以套用在香 港身上。一方面香港是成熟的資本主義體制，但另一方面代 議民主的發展卻完全沒有相應的配合。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究 竟還可以說甚麼呢？

如果脈絡難以借鑑，那麼我們便回到一些基本的原則去談。不 過，為了突顯傳統左翼分析的力量，容我先將左翼的光譜拉 闊一點，先談所謂修正主義的社會民主主義對傳統代議民主的批 評，然後再回到傳統的左翼分析。

社會民主主義：形式 vs. 實在

籠統地描述的話，是次五區公投的運動，就是要追求所謂的代 議民主。大體上，就是市民能夠以一人一票的方式去選出執 政者以至立法機關，以及保障最基本的政治自由，擁護法治 的精神等等。這三項訴求就是「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的基本形態。但在這個自由主義的龐大 框架裡，我們仍可以將這細分成兩大類目，分別是所謂的形式民 主 （formal democracy）以及社會民主（social democracy）。

所謂形式民主，就是指種種權利的賦予，不過意謂憲制上你會 被允許擁有這些權利，而非實際上確保你擁有它們。比如說 投票權：憲制上你會被賦予與所有人平等的權利。但與投票 相關的種種社會因素，形式民主則不予置評，例如打工仔朝 八晚八，日夜為口奔馳，基本上難有餘力仔細探究政治問題； 又或者某些人在金錢上根本無法參與政治選舉所需求的宣 傳資金；又或者教育上的不平等會致使某些人不能公平參與 某些政治對話等等。在這些情況下，從形式上來說他們的確 已被賦予平等的政治櫂利，但實際上來說，這種平等卻是虛 幻的。故此，所謂社會民主理論的支持者，認為真正的民主 必須確保一定程度的財富再分配，以及種種的社會保障，致使平 等且實際的政治參與成為可能。

回到五區公投的脈絡，筆者曾聽過一種所謂「公投至上論」， 即是次五區公投的運動中，大家應該將集中力全放在公投， 其他的社會議題，例如最低工資、城市發展等等，應該盡量 少談。就基本的策略而言，筆者是認同這種宏觀視覺的。最 不能接受的是某種「百花齊放論」，即不同的社會議題都是 看齊的，沒有優先性，應該各自表述。這種想法無論是從理 念上還是實際上均屬可笑。在理念上，政經宏觀制度對於社 會的影響力自然是最為龐大，其牽連之廣遠非任何個別議題 可以相比；在具體政治上，五區公投所遇到的阻力就是其力 量的最佳寫照——即使我們覺得五區公投是多麼可笑，或是 多麼的遠離實際問題或是群眾，中央政府對於公投打壓的力 度，均非任何社會議題可以相比。而在這樣的情況下，若我 們還是沒有起碼集中力量的覺悟，毋寧是妄顧政治現實，以及基 本的社會分析。

但縱使筆者同意這種宏觀視角，其背後的理念卻完全錯誤。如 果五區公投是為了所謂民主的話，那是為了怎麼樣的民主？ 從社會民主的分析來說，形式民主雖未至毫無意義，但距離 我們對於政治參與的想像卻是遠之又遠。「公投至上論」所 犯下的錯誤，正正在於它背後的形式民主預設。不能否認的 是，形式民主在香港有其久遠的傳統。一直以來的民主論述， 可謂完全被形式民主的意識形態所支配。讓我們回想一下 所謂的「民主大事」：經常被提的廿三條（政治自由）、二 三十年來的普選爭論（政治民主）、或是與中國大陸人治對 揚的所謂法治精神——這不正正就是形式民主的鐵三角嗎？ 還有所謂「全港vs.地區」，或是「政治vs.民生」的 議題二分，更是一再鞏固既有的意識形態，完全將社會民主 想像排除出我們的政治願景之外。再推廣公投至上論，不單 在理念上成為統治階層的共謀，在實際上更是自絕於貧苦大 眾。當我們望清現實，低下階層絕對有理由無視所謂形式民 主運動：原因不是如某些人想像，在經濟的壓力下他們對理 想沒有興趣，而是在沒有社會因素的配套，他們終究無法獲得實 質的民主成果。

階段論

容我再用一個例子來澄清這個觀點。遇到上述對形式民主的批 評，某些人可能會如此回應——不是社會配套不重要，而是 應該要有主次之分，我們現在先爭取普選，之後再處理其餘 的種種社會不平等。只是，這種先後之分從最初就已經有一 個先入為主的錯誤，就是所謂的社會不平等與民主無關。事 實上這些社會基礎本來就是實踐民主的基本構成，與形式上 自由與選舉無本質上的分別。就正如做十三么，番子與麼么九牌 皆同樣重要。

回到策略的層面，是次五區公投實應嚴正挑戰既有形式民主的 論述。我們必須提出我們追求的不單是形式上的民主，而是 有平等社會基礎、讓所有民眾參與的民主；我們必須將種種 的社會議題納入民主運動，而非強調「有民主就能夠解決社 會問題」的先後論之中。當然我們不應跌回百花齊放論的雜 亂。的確，所有社會問題均影響群眾能否有效參與政治，實 現民主，然而不同社會問題的影響力還是有不同的。然則是 次五區公投實應有意識地連結某些導致結構性不平等的社會 運動，如最低工資／集體談判權，強調這些也是民主運動的重要 部份。

左翼部份

透過以上對社會民主對形式民主的批評，我們可以看到民眾的 參與有其社會前提，純粹的形式沒有實質意義。不過社會民 主理論的批評，仍侷限在民眾本身的經濟文化條件（如有基 本教育以及合理的經濟收入），忽略了既有生產關係下的市 場對於我們無遠弗屆的壓迫。正因為如此，我們才需要回到傳統 的左翼分析。我大致將這分為三點：

（一）市場所做成的權力不平衡

在既有的市場關係底下，擁有生產工具者與貢獻勞動力者之間 必然存在著不平等的權力關係。就財富而言，無論再大的財 富再分配也無法解決一定財富不均的現實。在資本主義社會， 財富就意味著權力。最容易體現的就是富人對經濟的操控， 而這種操控並不是既有代議民主——那怕是社會民主—— 所能對抗。以最低工資為例，縱或我們擁有一個民選的議會 以及領導者，也不能說要將最低工資訂在多少就是多少。現 實的政治讓我們無法忽視資本的影響力，如果最低工資訂得 太高，資本家往往有最大的皇牌：撤資。你要怎麼怎麼嗎， 那我們就走，反正這裡賺不了我們去別處也行。這種手段， 其實是赤裸裸的壓迫。在既有的市場的框架裡，有財富的人 就是被賦予了這種法律所容許的權力。這種對經濟的操控， 就是令有錢人能夠透過這種方式影響政治。這也是傳統左翼強調 「全球資本流動性」 的重點。

（二）意識形態的操控

社會民主理論除了沒有處理財富所帶來的經濟權力不平衡外， 它也沒有處理依附在資本主義經濟的意識形態壓迫。所謂意 識形態有很多種說法，但簡言之就是社會上大家對與生活、 價值觀、以至社會運作方式的想像。意識形態的壓迫就是這些想 像令我們不自覺接受某些壓迫為理所當然。

比方說，為甚麼我們不覺得老闆其實掠去了我們大部份的勞動 成果呢？大家都有付出，為甚麼我們就只獲得相對（甚或是 絕對）微薄的工資這件事毫不在意？又，為甚麼我們會覺得 「經濟發展」無比重要，以至覺得應該犧牲某些其他價值， 但到實質上「經濟發展」的時候老闆不加人工我們最多只有怨 言，卻又覺得必須接受？

這些各式各樣的預設，都已經深入我們對世界的想像。緣由可 以有很多，按照傳統左翼的分析，這些或多或少都與既有的 生產關係的市場運作方式有關。有些可以是直接的，例如在 每天為口奔馳的情況下，我們不自覺地會覺得以售賣自己勞 動力的方式去生存是理所當然，並相信大部份的問題可由金 錢去解決，故其餘的追求都應服膺於物質的追求等等。另一 方面，意識形態亦可以間接地透過傳媒運作來傳播。譬如說， 現有的傳媒因為市場的關係，本身不可能太過背離主流思 想；鼓勵消費、新聞娛樂化等等的趨勢亦與市場運作機制有 莫大關係。誠然，意識形態與生產關係的具體關係極其複雜， 筆者在這裡也只能稍為觸及。無論如何，有一點仍是相當 清楚的：我們的想法的確因為活在既有生產關係之中而受到 蒙蔽，而在既有的市場運作模式影響底下，社會整體想法的轉變 極其困難，這是社會民主理論所無法處理的。

（三）民主的領域

林肯在蓋茨堡演說，提出了著名的「民有、民治、民享」之說， 這些民字輩的已經算是耳熟能詳。但到底是甚麼被民有民治民 享？讓我們看看原文：”that we here highly resolve that these dead shall not have died in vain—that this nation, under God, shall have a new birth of freedom— and that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shall not perish from the earth.”

原來，說的是政府——但政府到底是甚麼？街口的郵局算不算 政府？旺角差館又算不算？其實，在當代的語境裡，當我們 說政府是民主的時候，大多只是指其行政首長，以及立法機 關是民選出來的。所謂的民治，不過是指「人民間接統治」。 當然，不是說甚麼都要直接民主才好，基本效率的考量還 是要有的。但不能否認的是，間接本身的確是削弱了「民主」 這一理念的某些重要元素，而所謂「直接民主沒效率」的 說法很多時都不過是藉口。這方面尤以政府行政部份最為嚴 重。比如前之提到的警察或是郵政，其間接的成份大抵上已 令其「民治」的元素幾近消失。如果不是牽連甚廣的事情， 人民基本上都無法真正參與那些社會事務的運作（再說，即 使發生甚麼轟動的事，政府還是可以透過影響輿論來處理問 題）。社會主義式的民主，就是要擴大直接民主制，讓人民 自治自管不同的社會活動，讓民治的意義深入社會各方面。

另一方面，社會主義式的民主與所謂「資產階級民主」最大的 分別，就是它認為所謂民主必須要擴充至經濟領域，而不只 是侷限於政府。以上提到，生產關係的層性級性是社會不平 等的最重要根源。為甚麼政治方面我們會期許民眾的平等自 治，但在經濟上我們卻容許老闆的獨裁，乃至由上以下彷如 中古領主性的層級管理（我們對此如此處之泰然，就是意識 形態操作的最好例子）？左翼思想與自由主義思想的根本性 分別之一，就是在於她主張經濟民主化。所謂經濟民主化， 就是認為企業的運作必須建基於民主決策，而企業本身則由 勞工共同擁有。這亦即是所謂的合作社模式。惟有這樣的模式， 才可以徹底解取經濟領域上的壓迫。

左翼與五區公投的根本距離

回到五區公投。以上的左翼理論閳析，到底於現實層面有何意 義？

左翼對社會的期許以及整體的分析，與自由主義的民主是有幾 近無可踰越的距離。其對社會的基本分析，其基本的理論預 設以及概念，均份屬不同系統。社會民主義思想，充其量還 可以算是一種自由主義的內部修正（即使如此，我們還是需 要一種典範轉移式的民主想像）：即放棄高舉產權，將種種 社會權利放回一個較高的位置。但其對市場的態度（即馴化而非 摒棄或根本改革）註定了它與左翼的分野。

是次五區公投的運動，既然從根本上亦無法從自由主義的框架 下走出來，那麼我必須斷言，左翼的朋友亦必須從根本上對 此活動保持某些距離。尤其，形式普選於民眾所取得的意識 形態統領地位，對於長遠的政經改變必然會成為阻力。事實 上，種種關於五區公投的論述之中，其中滲入的某些意識形 態，實在不得不令人戒懼。在我的觀察底下有二：（一）以 上提到民主與民生的政治對揚，「有民主才有民生」的說法， 在支持五區公投的論述之中仍是俯拾皆是（最近的例子是 公民黨借最低工資過橋），彷彿最低工資就是「另一個大家 比較關心的議題」，而非社會不平等的根源之一。由此引申 的所謂解決方法仍是擁抱形式民主——我不得不說，這種說 法是極其危險的。（二）經濟不平等的嚴重性被淡化，問題 被歸於功能組別這一政治架構之上，而非其背後牽連甚廣的經濟 不平等之中。

當然，我們毋須抱持敵視態度。但歸根結底，我們只須將之視 為一種充權（empowerment）與帶動民眾覺醒的 運動——其目標（即形式普選）——反而相對不重要。形式 普選只是在資本主義框架底下無可奈何的選擇。形式普選的 最大獲利者只是中上階層，因為惟有他們才能夠真正行使參與政 治的權利，而低下階層還是被扔拒於權力之外。

群眾運動而非政治博奕

要邁向我們理想的目標，包括經濟民主化以至擴大直接民主等 等，首要條件是令民眾瞭解到大家都生活在種種壓迫之中， 而這些壓迫不僅是被剝奪了政治選擇權這麼簡單，而在於既 有僱傭勞動制度剝奪了人民生活上的種種。這種剝削不是理 所當然，人民是可以去反抗的。如果五區公投於左翼的朋友 有甚麼意義，那就是在爭取形式民主的過程中，揭示既有的 壓迫，以及打破某些宿命式的悲觀。這些惟有在群眾運動之 中才有可能實現。近期，五區公投因為在中央（甚或所謂溫 和派）的打壓以有所消沉，而很多時傳媒上的焦點也轉移到 具體的年份，以及種種憲制的想像。於我而言，這些都是無 關痛癢的——因為五區公投的真正意義不在那些來回的討價 還價以及其成果，其根本理應是一場群眾運動，一場讓群眾 覺得可以選擇、作主、反抗的意識覺醒運動。具體的博奕， 無論是中方的讓步，還是溫和民主派取得甚麼成果，終究只有外 緣的意義。

作者為左翼21成員

左翼21主辦：「以階級視野看政制發展與民主運動」討論會

左翼21主辦：「以階級視野看政制發展與民主運動」討論會

左翼21主辦：「以階級視野看政制發展與民主運動」討論會

反高鐵運動再一次揭 露了功能組別的醜惡。而由於保守派企圖扭曲「普選」的定義讓功能組別長存下去，近來民主運動的焦點也由「爭取雙普選」變成「廢除功能組別」。另一方面，隨 著終極普選大聯盟的成軍和五區公投運動的啟動，香港的民主運動已顯然地出現了兩條路線之爭。社運界方面，有 民間團體則另樹旗幟組成「民間一人一票踢走功能組別運動」，而「大專2012」決定派人參加補選，讓公投水到渠成。

究竟，以階級的視野 來看，面對著民主運動上論述的轉變和不同策略之間的競爭，又應該有何立場？廢除功能組別，是否就可帶來民生？公投運動有否喚醒基層的抗爭意識？未來的民主 運動又應如何走下去？
日期：2010年4月25日（星期日）
時間：晚上7時至9時
地點：灣仔軒尼詩道365號富德樓9字樓獨立媒體（香港）辦公室

講者：
陳寶瑩（社會民主連線成員）
覃俊基（左翼21成員，中大哲學系研究生）
伍建榮 （「民間一人一票踢走功能組別運動」成員）
「大專2012」代表

查詢：wing 97571878 或left21hk@gmail.com

網上直播：http://www.inmediahk.net/webcast

左翼星期四：反自由市場的地產財閥

「左翼21」主辦：左翼星期四系列
日期：4月15日（星期四）
時間：晚上8時至10時
地點：序言書室
講者：雷永錫（在職社會學人/生）、易汶健（中文大學社會學系研究生）

不難發覺，地產財團壟斷香港土地發展。而市民的日常生活，從超級市場買餸以至商場購物，由家用的電力、煤氣以至代步的巴士、渡輪，每個環節都被這些財團牢牢控制。
曾在地產集團任職高層多年的Alice Poon 在《Land and the Ruling Class in Hong Kong》一書中，以自由市場的立場批判港式地產商主導的經濟，猶如封建時代的生產邏輯；並揭露地產財伐如何在政府的「暗合」下，透過「合法」手段吞拼各個市場環節，建立龐大的地產王國，「統治」香港。
誰說地產商是靠自己努力，白手興家？
查詢：2395 0031（序言書室）、9809 4981（林致良）

左翼21 簡介

近年香港的社會矛盾日益尖銳化，不同的社會群體奮起抗爭，一再將矛盾的根源暴露出來。

香港社會矛盾的根源，既是本土性的，又須循世界政治經濟發展的脈絡去理解。

自中英政府就香港前途談判以來，大陸政權不斷以投資國內的商機，以阻礙本港民主的發展作為甜頭，攏絡香港的資本家，讓資產階級繼續享受在不民主政制下肆意掠奪社會資源的特權。結果三十年來，本港的地產、金融資本家的權力日益膨脹，每個政府決策都見得到他們的身影；他們攖取利潤的魔爪，已伸展至每個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的環節。香港被聯合國評為貧富懸殊最嚴重的發達地區，只不過是為普羅民眾的慘痛經歷加上了一個註腳。

這不單單是香港獨有的處境。在經歷了戰後的繁榮期後，世界經濟於七十代年開始出現倒退。歐美的資產階級政權開始採用新自由主義政策，試圖擴張權力，重新操控及壟斷社會資源。金融市場去規管化、資產市場的急速膨脹、強逼各國開放貿易市場、勞動條件的去規管化、大肆鎮壓工會及社會運動……等等，都令資產階級的權力空前強大，相伴隨的是貧富差距急速擴闊。

歐美等地的經驗告訴我們，以資產階級代議式民主，來平衡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禍害，已顯露出左支右絀的困窘。因此，在爭取雙普選，取消功能組別的同時，我們還必須著手建立一種參與式民主──讓民眾在每隔幾年投一次票的同時，還可以對政治、社會和經濟的運作作出決策。

這是「左翼21」對香港社會矛盾的診斷。「左翼21」是由一群有志於推動社會平等及進步的朋友所組建的平臺，以凝聚香港的左翼力量，建立和推廣左翼分析及主張。我們將透過討論交流、學習、出版等，介入社會時政，參與和支援勞工運動及社會運動。我們認為，一個理想的社會，必須顧及廣大勞動階級的福祉，維護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消除性別、族群之間的不平等，同時尊重不同性取向群體的權利。這一理想社會，必須依靠群眾自下而上的民主參與和推動，同時需要不同群體透過共融互助來合力創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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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瑞雪：希臘工人反抗政府轉嫁經濟危機

近幾周以來，罷工和其他反抗行動席卷希臘，因為工人階級在反抗政府的打擊。這個政府面臨巨額赤字，卻要工人買單，並強硬推行緊縮措施。上週，200萬來自公共和私營部門的工人，放下工作，參加 24小時的全國總罷工，使國家陷入停頓。航班停飛，學校，機關和政府部門關閉，大部分公共交通服務暫停。三萬名工人在希臘首都雅典參加了抗議，在市內遊行。第二大城市菲薩洛尼卡有七千人游行。示威者舉著反資本主義的橫額和高喊口號，“危機由富豪來買單，不容犧牲普羅大眾！”。這些游行是特意針對到訪的歐盟官員，他們來是為了評估希臘削減赤字的進度。